作為中央政府的一部之長，一年至少要關心兩次部門預算。一次是3月上中旬的全國人代會上，你的部門預算是否能夠安然通過。不過這次不會有什么麻煩，代表們的關注點并不在預算上。通過預算報告是沒有問題的，只是預算報告的反對票越來越高了。這個時候的部門預算是“美好的”，收支平衡，該升的升，該降的降，上下通氣，左右對仗，工工整整。另一次是6月下旬，審計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拋出上年部門預算執(zhí)行情況的審計報告，如果你不注意，就實在說不過去了。這個時候的審計報告往往被稱為“審計風暴”，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你這個部長的政治前途。自2003年起，審計署每年發(fā)布“中央部門單位預算執(zhí)行情況和其他財政收支情況審計結果”已成慣例，相當于一次年度“大考”。審計的結果不僅部長坐不住，也讓老百姓———納稅人越來越生氣。
當然，沒有京城財經媒體的分析，也不會達到好的效果。京城的財經媒體越來越敏感，寫的東西也越來越有深度。這與他們占有豐富的財經資源有密切關系，再加上肯向專家討教，寫出來的東西連專家都稱贊。審計署發(fā)布了中央單位2012年度的審計報告之后，新京報發(fā)文梳理了過去5年，即2007年至2011年的年度審計報告，歸納出審計發(fā)現(xiàn)的各部委部門預算執(zhí)行的十大問題。即(1)“三公”超標，國土資源部連年攤派出國費用；(2)“小金庫”，住建部等設“賬外賬”；(3)挪用資金，國家質檢總局違規(guī)挪用3000萬元；(4)套取資金，環(huán)保部等虛列支出；(5)套取資金，資金“托管”，工信部違規(guī)滯留兩億元資金；(6)資金閑置，財政部資金閑置三度被點名；(7)資產流失，國家質檢總局出租房屋牟利；(8)違規(guī)收費，環(huán)保部轉嫁會議費；(9)違規(guī)招投標，商務部議標招承包方；(10)假發(fā)票入賬，出版總署4000萬元發(fā)票違規(guī)。老百姓對居民收入增長慢與樓堂館所增長快意見很大，這篇報道也予以關注。報道說，過去5年的審計報告，曝光了約18個違規(guī)樓堂館所，并揭示了在國家禁令下，違規(guī)樓堂館所的十類“出籠”過程：超概算；不按規(guī)定報批；越權審批；分拆“上市”；挪用資金；以租代購、置換；虛假發(fā)票列支；攤派籌資；“偷梁換柱”；上級撥款。
就拿我們常掛在嘴邊的“三公”來說吧，審計署也滿足社會需求，今年做了專門的表述。審計報告首次大范圍披露了2012年中央部門單位會議費和因公出國(境)費的管理使用情況。審計發(fā)現(xiàn)，各單位基本都存在會議費超標、因公出國費超標、公務接待費超預算等問題。57個中央部門單位共有超過1000個因公出國(境)團組未納入年初計劃，其中，外交部涉及56個，公安部涉及97個，國家質檢總局涉及104個。這樣的話，“三公”經費如何壓得下來？
中央部委在部門預算執(zhí)行方面的“高招”，讓省、市、縣級廳局委辦執(zhí)行預算時茅塞頓開，各種部門預算違規(guī)執(zhí)行也層出不窮。審計報告揭露出來的一些違規(guī)手段，在地方同樣也大量存在，只不過由于地方審計部門的力度不同而往往揭露得不夠而已。在市場經濟體制中，如果沒有審計，不知道還要鬧出什么花樣來。從1995年起，我一直擔任湖北省審計廳特約審計員，我的建議重點始終是如何加強審計力量。
之所以“問題年年審年年在”，我想應該是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，一是部門預算本身的編制問題。作為一個部門的領導，一般是希望預算撥款一年比一年增加，把今年的撥款用完，使之成為下一年的基數，是最為重要的，因此，就出現(xiàn)了“年終突擊花錢”的現(xiàn)象。撥款只能增加不能減少，幾乎與大家對G D P只能增加不能降低的理解一樣重要。這樣，不管用不用，在預算上先列上再說，這為預算執(zhí)行中的大手大腳花錢創(chuàng)造了可能。二是在部門預算執(zhí)行中的違規(guī)違紀問題，新京報已經總結為十大方面，不需要我在此贅述了。
文章寫到這里，我不由得想到浙江省一個了不起的縣級市———溫嶺。溫嶺實行“參與式預算”，鎮(zhèn)上的居民代表有權對鎮(zhèn)級收支進行討論表決，縣級人大代表既可以表決總預算，又可以表決部門預算。什么時候全國人大代表也可以對部門預算進行表決？
(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、湖北省統(tǒng)計局副局長)（摘自2013年7月1日《南方都市報》）
|
